亚非大厦(有哪些细思极恐的真人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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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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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亚非大厦,有哪些细思极恐的真人真事?
1955年4月11日,印度国际航空公司洛克希德星座式749A型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满载3780加仑燃料,乘载了8名机组人员和11名乘客,这些乘客都是去参与万隆会议的中方代表团人员和记者。
在18时30分,飞机在北婆罗洲沙捞越海面上空发出3次求救信号后坠入大海,机上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记者不幸遇难,只有3名机组人员生还。
这就是著名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当时周恩来原本也是要乘坐此趟飞机去万隆会议的,但因为临时改道,才避免于难。
在1955年1月15日,印度尼西亚总理卡斯特罗·阿米佐约致函周恩来总理,代表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巴基斯坦等五个发起国邀请中国前去参加4月中旬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
2月10日,周恩来复电同意参加,并表示愿意为促进亚非国家间的合作而努力。而当时,代表团如何抵达印尼是周恩来考虑的一个首要问题。因为当时中国并没有远程飞机,而当时同中国建交的亚太国家中,只有印度才有这种飞机。但是,关于走陆路还是坐飞机并没有下决定。
在筹备期间,3月12日,周恩来突发急性阑尾炎而进行紧急手术,为了减少旅途的颠簸,考虑到周恩来的身体的问题,最终才决定坐飞机前往万隆。
经过慎重的考虑后,周恩来决定从香港包乘印度航空公司性能较好的C-69型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印尼。而且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还派人同印度航空公司的人商谈,印度至香港的航班照常进行,直到中国代表团抵达香港后才临时改为专机。
为了保密起见,直到中国代表团出发之前,才发布周恩来和陈毅等人出席万隆会议。但是,在代表团出发的前几天,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在4月14日至16日到仰光访问。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先让代表团人员到昆明集中,待访问完缅甸后再去印尼。
但是,因为工作需要,有8名工作人员要先到达万隆做准备。因为周恩来是临时改道,而关于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的消息却被国民党的特务得知,所以特务们决定在飞机上安装炸弹,对周恩来总理进行暗杀。
当时策划这一起暗杀的主要人员,分别是赵斌丞,陈鸿举,以及谷正文等人。他们为了计划能够顺利实施,收买了当时在香港机场做清洁工的周驹。周驹个子矮小,长相普通,在机场做打扫为生的工作,并不引人注意。
更为重要的是,周驹嗜赌如命,特务找到他说要安放炸弹,事成之后给他50万港币时,虽然周驹一开始很惊惧,但一听到有50万港币时,便心动且接下了这个任命。
在4月11日,周驹跟往常一样到机场上班,因为特务交给他的炸弹是TNT,而且特务们还把它做成了牙膏模样。也正因为如此,周驹才能够顺利地通过安全检查。趁着在克什米尔公主号打扫期间,周驹很隐蔽地把定时炸弹安置好。
随后,周驹便躲到陈纳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机内。因为周驹到台湾的消息并没有告诉赵斌丞等人,所以当他出现时,很快就惊动了保安司令部的谷正文。得到消息后,谷正文立即坐着吉普车去接人,把周驹安排妥当。
但不久,谷正文和陈斌丞等人便接到了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没有按照原定计划起飞,而周恩来也有可能不在机上。因为当时做完阑尾手术后,周恩来便在昆明临时改了行程。
尽管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已经过了半个世纪之久了,但每想起此事,总让人不寒而栗。幸亏周恩来总理临时改了行程,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2. 世界上地缘最好的是哪几个国家?
当下是美国,未来是东方大国。
地缘政治作为当下最热门的话题,总能在世界各地掀起惊涛骇浪,并持续影响甚至改变着世界历史的进程。
而从当今视觉各国发展的态势来看,地缘优势直接决定着一国发展水平的高低以及发展潜力的大小。
而且,所谓的地缘优势或者劣势,从来都是一个历史名词,比如苏联时期独霸欧亚大陆核心的地缘优势,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而一去不返。
而从当下美国综合国力一骑绝尘的现状来看,这个南北无强国东西两大洋的超级大国,绝对是地缘优势最大的国家。
从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开始,这个新兴的国家便以高起点的姿态,开始了极其迅猛的领土扩张。通过武力征服以及砸钱买地等一系列操作,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美国领土便达到937万平方公里的庞大规模,相比于建国时期东海岸十三州约9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扩张了10多倍。而更可怕的是美国还在世界各地夺取了大量的殖民地,比如菲律宾,维尔京群岛等。
因为美国地处西半球的地理位置,使得美国从一开始便远离欧洲这一世界政治舞台中心,这为美国在西半球的膨胀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而随着美国领土在北美大陆上的疯狂扩张,更是不断扩大着美国的优势。通过夺取墨西哥超过一半的国土,这个昔日的中美洲大国彻底被美国压制难以翻身;而当美国将领土扩张到西海岸,并在1867年购买了面积达171万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之后,美国对北部的加拿大形成了包抄态势,这个领土面积达世界第二的英国殖民地彻底沦为美国的跟屁虫。
至于古巴等加勒比海群岛国家,则在美国的淫威下瑟瑟发抖。
1823年,美国提出“门罗主义”政策,高调宣称了掌控西半球的野心,随着美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这一设想最终成为现实,整个拉丁美洲沦为美国的后花园。
而随着美国在海外不断占据夏威夷群岛、维尔京群岛、关岛等一系列战略要地,美国有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支点,国土纵深空前加大。
二战结束后,美国掌控了西欧、日韩等大量地区,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陆续成为美国的小弟,美国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性帝国,本土的地缘优势更加凸显。
所以美国在不到200年时间里一跃成为超级大国绝非偶然,因为超强的地缘优势,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必将保持很长时间。
但所有国家都无法逃脱兴亡盛衰的历史宿命,美国当然也不例外。而当美国盛极而衰,无法维持对世界各地的影响力而不得不纷纷放弃对海外据点的占领时,美国的战略纵深必将大大缩水;而当衰落的美国连近在咫尺的新兴强国也无法遏制时,美国的地缘优势将不复存在。
而美国之后,必将是东方大国时间。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断代的文明,这本身就说明我国在数千年时间里有着极其优越的地缘优势,而这种优势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膨胀势必会再度重现。
在今日我国约96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国土中,虽然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12%,耕地总面积远远小于美国,甚至不如印度。但我国广阔的冲击平原直接面向海洋,在海陆联运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今天的很多人,对印度巴西等所谓潜在世界大国的吹捧不遗余力,但这两个国家的地理劣势,确定了他们的崛起之路必将任重而道远。
巴西的国土面积虽然达到了850多万平方公里,但将近一半是难以利用的亚马孙热带雨林,而气候较为适宜的巴西高原,却有面临着“地盾难平”的尴尬局面。由于高原直接延伸到海边甚至直插大海,不仅导致巴西的海岸线太过平直,沿海城市几乎没有腹地,更大大加大了沿海和内陆的通勤成本,这种登陆即爬山的绝望,也让巴西的经济非常绝望。
这样的国土环境,唯一值得欣慰的就是河口势能较大,能够建立大型水电站。
而印度相比于巴西不仅国土面积小,其国土条件也更加令人绝望。因为印巴分治的历史遗留,以印度命名的印度河基本在国境之外。而主力河流恒河不仅水源地捏在东方大国手里,出海口更是位于孟加拉国境内,这种借港出海的局面让印度浑身难受,中部平原地区的发展更是尴尬无比。
而作为印度的沿海地区,深入印度洋中的印度半岛本来可以发挥面向世界的窗口作用,但德干高原尤其是西高止山和东高止山的存在,使本可作为经济龙头的印度沿海地区反而拖了印度的后腿。
而事实上,这种海岸山或者“地盾”的存在,在全球绝不是少数派,虽然美国拥有面积巨大的中央大平原,但西部的落基山和东部的阿巴拉契亚山,将美国本土分为特点迥异的三部分。
而不止北美大陆,南美大陆、澳大利亚大陆也存在着“地理三段论”,即山脉、平原和高原相间分布,只不过美洲大陆和澳大利亚大陆的地形分布因太平洋板块的运动而正好相反。
至于非洲,则直接是高原大陆。所以世界范围内,地理最优越的地区仍然是亚欧大陆,特别是西欧和东亚。而因为西欧自古以来就支离破碎,所以相对完整的东方大国也有着无与伦比的地缘优势。
这种地缘优势不仅体现在面向海洋的地形,更有基本控制青藏高原这一世界水塔,领土深入亚欧大陆腹地,并和亚洲所有板块相衔接的便利条件。
可以说,我国的地缘优势是极其突出的,先人的眼光和智慧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而这种地缘优势之所以无法在当前体现,根本原因在于两个重要节点问题的悬而未决,分别是蒙古和台岛。
清朝作为我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将我国的实控疆域推向历史最顶点。
根据郭沫若等学者的考证,我国古代游牧民族的最北游牧边界,位于今天的北纬58度附近,这里自东向西,分布着外兴安岭、贝加尔湖、萨彦岭等一系列地物,向北则为西伯利亚广袤的冻土区,所以这里也是东亚和西伯利亚的自然分界线,即我国的自然疆界。
清朝前期,我国的领土扩张基本到达了自然疆界。虽然中部失去了对贝加尔湖的控制,但仍然占据了整个蒙古高原,对南下的沙俄形成了强有力的压制。
但随着清朝的盛极而衰,沙俄势力卷土重来,从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沙俄趁火打劫,夺走了外东北、外西北等共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不仅如此,沙皇尼古拉二世还炮制了“黄俄罗斯”计划,将新疆乔戈里峰到海参崴直线以北的土地全部划入俄罗斯。
1911年,沙俄煽动蒙古高层分立,我国东北、华北和西北广大地区开始受到巨大威胁,飞地唐努乌梁海更是彻底失去。
直到今天,蒙古虽然早已失去了往日雄风,但认为他国棋子的蒙古仍然是东方大国北方的重要威胁。这一问题不解决,东方大国的北方将永无宁日。
不过在当下和俄罗斯抱团取暖的大背景下,台岛问题明显比北方问题更迫切。
作为美国第一岛链的核心,台岛问题的存在不仅严重阻挠东方大国进出太平洋,妨碍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主权维护,更使得整个东南沿海长期处于战争威胁之下,尤其是隔海相望的福建。
而从70多年时间的发展历程来看,台岛作为美国遏制东方大国的一张王牌,既是美国在西太平洋上的不沉航母,也是东方大国弱不禁风的“睾丸”。因为台岛问题的悬而未决,东方大国始终处于疲于应付的被动局面,在解决其他地区问题上更是投鼠忌器。
所以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因素,台岛问题必须有个交代,而且越快越好,越一劳永逸越好。
而一旦台岛解放,第一岛链将彻底崩解,东方大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将会占据完全的主动权,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争端也将迎刃而解,地缘优势将会迅速凸显出来。
而当北方问题也尘埃落定,这个古老的大国,也必将依靠地缘优势,配合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迅速重回世界之巅。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多有疏漏,烦情斧正。
我是静夜史,期待您的关注。
3. 关于波斯第一帝国?
波斯第一帝国也就是经常说到的古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创建者是阿契美尼斯,他也是波斯部落的首领,波斯王国的创建者,但是当时的波斯仍然处于米底王国的统治之下。直到公元前550年,也就是孔子刚出生的时代,居鲁士二世重新建立阿契美尼德王朝,史称波斯第一帝国,其鼎盛时期疆域东起印度河流域,西至巴尔干半岛,北起亚美尼亚,南至埃塞俄比亚。近700万平方公里土地,全盛时期领土面积甚至超过中国汉朝或罗马帝国的疆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
在大流士一世的时代(前522年—前486年),帝国领土东至印度河,北到中亚,西到爱琴海,还有埃及。向东大流士进军印度河流域,在西线对希腊的进攻则由于著名的马拉松战役(前490年)的失败而停止,之后他的儿子薛西斯一世曾再次对希腊用兵,也以失败告终。帝国修筑了四通八达的商道,还建立了一套完备的驿站制度。御道从爱琴海东岸的以弗所直通国都苏撒,每隔25公里设置驿站,全长2000多公里,可以让波斯帝王吃到从爱琴海捕捞的鲜鱼。帝国东部的一条主要交通干线是沿着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米底之路,进而经巴克特里亚抵达印度。
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即位为马其顿国王。两年后亚历山大的军队开始向东开进,侵入小亚细亚、叙利亚,南下埃及,再向东进入两河流域,灭亡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
我们对这个波斯帝国的了解,主要来自于其西部疆域,特别是其古都帕萨尔加德的发掘。至于其东部遗迹,却少之又少。
4. 为什么印度的经济增速那么快?
起点低,增长速度自然快
最2019年度的各国经济数据统计,印度在2019年的经济总量为2.95万亿美元,正式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世界GDP总量前十的国家中只有三个发展中国家,印度就是其中之一)
平心而论,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确实很快,但印度经济高速发展只是最近十多年的事情,在此之前印度的经济发展时快时慢,很不稳定。
印度经济增长最快的一年是在1988年,当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63%,即便放眼全球,这也是非常高的增长速度了。
然而就在三年后的1991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又暴跌到了1.06%,落差之大,让人心惊肉跳。
此后印度经济开始回暖,到1999年时印度经济增长率再度飙升至8.85%,可是三年之后的2002年又跌到了3.8%。
不过子啊2002年之后,印度经济迎来了一波大牛市,在2003年到2010年期间,印度经济增长率一直维持在7%—8.5%之间,只有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时出现过短暂的经济放缓。
此后从2011年到2019年,印度经济总体上仍旧保持着较高的发展速度,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保持在7%但跟2003年到2010年相比,印度近十年的发展就不是那么快了。
(印度第一大商业城市孟买,大量的贫民窟与摩天大楼并存的景象让人过目不忘)
印度经济之所以忽快忽慢,是因为印度经济太低级,太依赖外部环境了。谁能想到,印度这个世界级的大国,居然连最基本的轻工业都没有建立起来。
当然,轻工业落后的世界级大国也是有的,例如俄罗斯。但印度和俄罗斯不一样,俄罗斯虽然轻工业落后,但重工业还是很厉害的。而印度是轻工业不行,重工业照样不行,属于“双不行”国家。
就连印度引以为豪的软件产业也没有网上吹嘘的那么发达,印度本土的软件产业比中美差远了。
目前印度经济仍然以矿产和农业生产为主,时至今日印度的出口大头仍是矿石和各种农产品。要知道印度长期都是世界第一大大米出口国,可问题是印度的人均粮食产量连我国的一半都不到。
如此情况之下,印度仍然坚持出口大米换外汇,可见印度国内真的没啥像样的产业了。
总的来说印度当前的经济还是很落后的,人均GDP不过才2000多美元,距离一个成功国家还很远很远。
(农产品仍然是印度的主要出口商品)
诚然,我们确实要承认印度的过人之处,但也不能疯了似的去吹捧印度,你美吹、日吹、英吹、韩吹我都能理解,可是你说你是印吹我就不能理解了。要知道印度至今仍有半数以上人口没有稳定的自来水,这样一个国家还有很多路要走。
也正是因为印度的经济程度发展较低,所以印度可以出现一些非常惊人的增长数字。
打个比方,假如一人原本只能10分,后来他不断努力,成绩提高到了60分,直接旱地拔葱了50分!
而另一人平常考90分,在满分100分的情况下,他最高也就再增长10分,增长幅度显然不如那个平常考10分的人,但是你能说前者比后者厉害吗?
5. 是如何掌控马六甲海峡这一交通要道的?
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基础上建立了明王朝。面对当时国内的形势,明太祖把防御重心放到北方,派兵攻打元朝的残余势力。在南方,采取与海外诸国和平共处,营造比较安定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实行严厉的海禁,防御倭寇的侵扰,确保建立不久的明朝政权。
明太祖的海禁政策,虽然起到了对日本实行经济封锁,加强海防的作用,但是却把本国的海外贸易切断了,故朱元璋采用“朝贡贸易”作为唯一合法的对外贸易形式,到了明成祖时代,在海禁与朝贡贸易相结合的政策基础上,派使者遍赐海外诸国,招徕他们来华朝贡,特别是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使朝贡贸易发展到鼎盛时期。
一、郑和下西洋的动因
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史书上的记载纷纭不一,有的说是明成祖怀疑建文帝流亡海外,派郑和等人寻找其踪迹;有的说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些说法都难令人信服。综观郑和七下西洋,统领将士27000多人,船只近百艘,历程数万里,往返近30年,如果只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踪迹,何必如此大张旗鼓,兴师动众,即使是找到了建文帝,30年后亦垂暮老矣,根本不会对明成祖的政权构成威胁。如果是为了“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已遍历东南亚及印度洋各国,第二次下西洋也是统领舟师遍历东南亚及印度洋各国。这样足以显示中国的富强,扩大了明朝的政治影响,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显耀”达七次之多呢?看来还有其他更重要的目的。 我们不妨看看明成祖继位时的国内形势。 持续三年之久的“靖难之役”,使天下百姓疲于兵旅,社会经济残破不堪,而明成祖又急于封赏靖难功臣,增设武卫百司巩固新生政权。不久又发兵80万攻打安南、大兴土木迁都北京等等,财政耗费极其浩大。为了弥补财政上的亏损,明成祖除了加紧对人民的剥削以及派人到全国各地开采银矿外,就是继承明太祖的遗训,对海外朝贡国家实行开放政策,鼓励他们来华朝贡,以求输入大量的海外物品。这些海外物品在当时的赢利是非常可观的。以苏木、胡椒来说,明政府给贡使的定价每斤苏木钞1贯、每斤胡椒钞2贯,而支付给京师文武官员充作俸禄是苏木每斤达到50贯、胡椒每斤100贯,一进一出,赢利达50倍之巨。故明成祖才会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招徕海外诸国来华朝贡,甚至于不惜耗巨资,派遣郑和下西洋,携带敕书及精致手工业品,遍赐海外诸国,这才是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真正目的。 郑和每次下西洋时间之紧迫,几乎是首尾相衔,中间没有多少间隔,可以看出明成祖急于营利,力求弥补财政上重大亏损的迫切心情。而郑和每次下西洋返航时,海外诸国总是遣使随船朝贡,进行交易的宝物、香料数以千万计。如永乐五年(1407)九月,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回返时,遣使随行朝贡的有苏门答刺、古里等国;永乐二十年(1422)六月,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返时,有暹罗、苏门答刺、哈丹等国遣使随行来贡方物;翌年九月,又有西洋、古里、忽鲁谟斯、锡兰山、阿丹、祖法儿、刺撒、不刺哇、苏门答刺、满刺加等16国遣使1200人至京朝贡方物。明成祖在接待贡使时指出:“其以土物来市者,官给钞酬其值。”意思是说,土物由官府给价收购。可见郑和下西洋不是为了“耀兵异域”,而是有浓厚的经济目的。明成祖这种“派出去,招进来”的办法,不仅解决了当时所面临的财政危机,而且使百姓从转贩土物中得以营生,是“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的好办法。 各国贡使大量载运进来的香料,对抑制明初的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明朝自洪武八年(1375)开始发行大明宝钞,当时规定每钞1000贯折银1000两、折金250两。不久之后开始贬值,永乐时代,每钞1000贯仅值银12两、值金2.5两;至弘治时,每钞 3000贯只相当于银4两多,宝钞已形同废纸。为了抑制宝钞的贬值,避免滥印宝钞造成通货膨胀,明朝政府尽量减少以宝钞支付官员的俸禄,而以郑和下西洋大量进口的香料取而代之。自永乐二十年(1422)至二十二年(1424),文武官员的俸禄,均以胡椒和苏木折支,规定春夏折钞,秋冬支苏木、胡椒,五品以上的官员折支占70%,五品以下折支占60%。到宣德九年(1434)又具体规定,京师文武官员的俸禄以胡椒(每斤100贯)、苏木(每斤50贯)折钞,正统元年(1436),扩大到包括北直隶卫所官军。这种现象到成化七年(1471),因库存胡椒、苏木不足才宣告停止。 明朝政府经常提出“怀柔远人”、“厚往薄来”一类的话,故人们普遍认为,朝贡贸易是种蚀本生意,是“政治重于经济”,是“出的多,进的少,根本不计价值”。但是冷静地思考一下,朝贡贸易几乎与明朝的统治相始终。假如从政治上考虑不计价值,怎么有可能维持长达200多年呢?!当时海外使者带来的贡物有方物、国王附进物和使臣自进、附进物三种。进贡方物的数量与进贡物品总数比较只占极小一部分,即“所费不足当互市之万一”。至于国王附进物和使臣自进、附进物的情况大不一样,它们在进贡物品中占绝大多数,据《明鉴》记载,往往超过进贡方物的数十倍。明朝政府对如此巨大数量的附进物是采取官府收购的办法,从中还征收50%的货物税,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可获得巨额利润。这些情况说明,海外国家朝贡的次数越多,朝贡使者带进来的货物也就越多,明朝政府则可从中获得更加高额的利润。因此,频繁地派遣郑和下西洋,招徕海外诸国朝贡,用“派出去,招进来”的办法,迅速改变国内面临的财政危机,这才是郑和下西洋的真正动因。 二、郑和下西洋的终止 轰轰烈烈的郑和下西洋,到1424年明成祖去世后即宣告停止。后来明宣宗派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已是接近尾声,从此,名噪一时的下西洋壮举就此终止。在这里人们不禁要问,郑和下西洋为什么不能长期持续下去呢?这应当从明朝国内的形势变化,以及郑和下西洋自身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寻找原因。 十五世纪初,东南亚大多数地区仍处于未开发状态,生产相对落后,使者来华,都是把本国的土特产胡椒、苏木等香料作为贡品,交换中国丝绸、瓷器等手工业品。当时,中国对香料的需求量很大,不仅宫中需要,民间在祷祀时也需要。因此,外国使者把香料贩运到中国是赢利巨大的买卖,如琉球国,本国资源缺乏,不产香料,每年派船到马六甲等地购买香料,转运到中国朝贡,然后换取丝绸、瓷器等手工业品,再转运到日本、朝鲜等地贩卖赢利。另外,国与国之间开展的是长途贩运,载运的“贡品”一般货轻价贵,说穿了就是一些奇珍异宝。这些海外香料和奢侈品的大量输入,对当时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起到什么积极作用,也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需要,相反却导致了统治阶级越来越腐化堕落,从而加重了对百姓的敲诈勒索。永乐十九年(1421年),山东、河南、山西、陕西诸省水旱灾不断,发生饥荒,人民剥树皮、掘草根为食,官府不仅不能赈济,反而徭役不休,征敛不息,阶级矛盾不断激化。明成祖不能不引起警觉,在北京紫金城奉天、谨身、华盖三殿遭灾后,他引咎自责,迫不得己下诏书,将下西洋列为“不便于民及诸不急之务”而宣告停止。1425年明仁宗继位,采纳原户部尚书夏原吉“以赈饥、省赋役、罢西洋取宝船”的建议,诏告天下,彻底终止了下西洋的一切事务。 其次,郑和下西洋的队伍过于庞大,所统领的官兵约二、三***,宝船近百艘。这种船在当时的造价每艘需白银7000-8000两,由此可以想象,建造下西洋宝船的耗费极其浩大。就连明成祖也为“船数又多,制作又细,费用又大,须是支动天下一十三省钱粮来,方才够用”而深感忧虑。每次下西洋的航程遥远,往返一次需二、三年时间,且每次返航后不久马上又接着下一次航程。宝船在途中经常遭遇风浪或海盗抢劫,人员伤亡异常惨重。如此巨大的人力、财力耗费,在 “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的情况下,勉强可以维持。而到了正统年间,太监王振擅权,发生“土木之变”,明朝自此“国势寝弱”,那里还有可能负担得起下西洋的巨额耗费。尽管明英宗在复辟后曾打算仿效永乐的做法,派遣都指挥***出使西洋,但遭到朝官的极力反对,明英宗只好放弃下西洋的梦想。 郑和下西洋从事的是官方贸易,就是说,郑和下西洋所需的各种丝绸缎匹、瓷器、船舶等物品都是官办提供。在洪武、永乐时期,明朝政府所控制的官办船场、手工业作坊很多,生产兴旺发达,但至宣德年间,官办手工业逐渐走向衰落,工匠逃亡,生产的物品数量少、质量差,无法満足下西洋的需要。下西洋所需的船只,多数是由南京龙江造船厂建造,这个厂兴旺时期有工匠400余户,熟于造船的民工几千人,一年可以建造上百艘宝船,但到后来,每年仅修造船只20艘,且质量很差,没有足够的海船可供下西洋使用,这也是下西洋无法持续下去的原因之一。 三、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功绩 15世纪,是世界远洋航行探险取得重大突破的时代。东西方先后出现的4次空前伟大的航海活动中,郑和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洲际航海家,作为人类征服海洋的先驱,他揭开了世界航运史从大陆转向海洋的序幕,成为达·伽马、哥伦布和麦哲伦的先行者。他对中国航海史和世界航海史的发展,对中国古代航海技术的完善,以及对加强中外友好交往等方面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众所周知,世界中古时期的航海是一个帆船时代。当时的中国帆船位于世界造船业的前列,南宋的大型海船长达20~30丈,载乘600~700人,郑和下西洋时,其统率的宝船有近百艘,最大者长44丈、宽18丈,载重量数千吨,远远超过几十年后的达·伽马、哥伦布或麦哲伦所率领的船队。郑和船队配有指南针、罗盘、船尾舵和风帆,能够在逆水顶风的情况下航行,在地文航海、天文航海、季风运用和航海气象预测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郑和下西洋还丰富了中国人民的地理知识,开阔了中国人民的眼界,特别是由郑和随行人员马欢、费信、巩珍分别撰写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对下西洋所到国家和地区的位置沿革、重要都会、地理形势、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物产气候等都做了详细的描述,使中国人民对东南亚、北印度洋沿岸、阿拉伯海、红海乃至非洲东海岸一带的广大地区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由茅元仪收入《武备志》的《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俗称《郑和航海图》),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绘图法,把沿途经过的山川河流、岛屿浅滩、码头港口、城镇庙宇等,一一形象地标明在纸上,绘出了从南京到东南亚沿海、北印度洋沿岸,最远到非洲东海岸,分别标出了航向、航程、针路及牵星图,是一部出色的航海手册。英国历史学家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1421:中国人发现美洲》一书中赞道:“中国天文学家测定华盖星和南十字星座的高度是人类认识地球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武备志》证实了这是中国航海家的一种做法,50年后,葡萄牙人才采用这种计算纬度的方法。这些说明,郑和下西洋不仅开阔了中国人民的眼界,而且完善了包括天文航海在内的中国古代先进的航海技术。 郑和船队虽然前后航行达28年之久,遍历亚、非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统领官兵之多和船只数量之大,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支船队。但是,他们没有在海外建立一块殖民地,没有对他们到达的任何地方声称拥有主权,甚至夸耀是自己的伟大“发现”。尽管当时明朝拥有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或民族都雄厚的国力,但是郑和船队并没有因此而凌辱小国,霸占别国的土地。这说明,中国人没有掠夺其他民族土地,或者把其他国家的土地开拓为殖民地的习惯。养成这种习惯的原因,一是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经济,自给自足,不需要海外的市场和原材料。二是儒家学说教导中国人要以“王道”服人,而不是以“霸道”占领。这种文化与其他游牧部落或重商民族的文化,形成明显对比,游牧部落为寻找新的绿洲,往往靠武力掠夺其他民族的土地维持生存。在资源缺乏的一些岛国,如英国和日本的发展历程,就是靠武力狂热寻求殖民解决资源危机问题的。中国从无滥用其国力对其他民族进行过扩张的记录。美国学者詹姆斯·赫西昂(James C. Hsiung)谈到上述情况时,赞叹地说:“由于缺乏一种更好的词汇,我只能称之为真善美。” 正因为郑和船队是和平之师、友好使者,故郑和下西洋密切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友好交往,增进了中国人民和亚非人民的传统友谊。据不完全统计,在郑和下西洋期间,有东南亚4个国家的9位国王8次来华进行访问。他们之中,有的因病不幸去世,将“体魄托葬中华”,作为世代友好的象征。如永乐六年(1408),渤泥(今文莱)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率其王妃、子女、弟妹、亲戚、陪臣一行150余人来华朝贡,不幸因病去世,葬于南京安德门外;永乐十五年(1417)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刺与西王、峒王率领家属、随从及头目共340余人来华朝贡,返国途中,东王病逝,葬于山东德州;永乐十八年(1420)古麻刺朗(今菲律宾的棉兰老岛)国王干刺义亦敦奔率其妻、子、陪臣来华朝贡,归国途中,因病在福州去世,葬于闽县。这些坟墓,至今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深得当地***的爱戴,他们尊称郑和为“三宝”。在东南亚各地有许多以三宝命名的地方,如泰国有三宝港,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菲律宾有三宝颜,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等等。郑和作为一位和平使者,确实为发展中外友好交往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 明初出现的郑和下西洋壮举并不是偶然现象,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首先,中国古代的造船与航海技术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次,明初中国的水师力量比较强大。李约瑟先生在《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中说“明初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他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可说不是他的对手。”我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国家,海岸线长达18000多公里,还有14000多公里的海岛岸线和7000多个海岛。早在汉唐时期,我国已开辟了与东南亚、印度和阿拉伯的海上交通和海上贸易往来,我国人民在长期的航海生活与实践中产生了海洋文化,而郑和下西洋就是这种海洋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现。 海洋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种基本形态,它是以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地理特征与政策取向作为参照物来划分的一种文化形态,凡是拥有海洋的地区,凡是拥有海岸的民族,在其文化中就或多或少会带有海洋文化的成份。我国位于太平洋地区,走向海洋,开发海洋的历史已很悠久。两千多年前,当汉武帝从张骞通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看到蜀布、邛竹杖,获悉有海路可通印度时,则派使者从徐闻、合浦出发,沿海岸航行,经中南半岛到南印度的康契普腊姆,开辟了与东南亚、印度的海上交通,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唐代,自公元751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在中亚被阿拉伯军队打败后,陆上丝绸之路被切断,对外贸易重心遂转向海外。从广州一直通向波斯、阿拉伯各地。南宋时,由于偏安于半壁江山,加之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大量的军费开支需来自于海外贸易的税入,南宋政府特别注重发展海外贸易,鼓励私人贸易商出海贸易。元代又有进一步发展,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都他都盛赞当时的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历经几个朝***辟的海上交通,为明初郑和下西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人说中国的海洋文化是海洋农业文化,西方的海洋文化是海洋商业文化,这种看法有一定的片面性。我国东南沿海如福建沿海一带,因山多田少,人们素以海外贸易为生,产生了一种“利商舶,轻远游”、“恬波涛而轻生死”的海洋文化,即使在明朝厉行海禁期间,不少福建人仍为谋求厚利而敢冒杀头之险,出海从事走私贸易。如自嘉靖二十三年(1544)十二月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三月的两年多里,到日本从事走私贸易而为风漂到朝鲜,并被解送回国的福建人就达千人以上。万历四十年(1621)明朝兵部的估计,当时往日本进行走私贸易的福建海商已达数***之多。正是这种敢于冒险,置生死于不顾的海洋文化习俗,使明朝政府不得不采取让步措施,于1567年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海外贸易商申请文引,缴纳饷税,出洋贸易,于是,数以百计的商船涌向海外。当时在东亚海域,存在着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国商人以其敏锐的商业头脑和强烈的竞争意识立于不败之地。使西班牙经营的大帆船贸易离不开中国商人提供的货物,否则它们将无货可载。为此,墨西哥的西班牙人经常把载运中国货物的大帆船称为“中国船”(the nao de China);在南美,他们还把转运中国货物的主要道路命名为“中国路”。中国商人成功竞争的结果,使世界各地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使中国成为当时东亚海域的贸易中心。德国著名经济学家贡德·弗兰克在其著作《白银资本》中这样评价道:“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这些事实说明,16世纪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不仅产生了海洋文化,而且已发展到一定高度。这种海洋文化可以与西方的海洋文化相提并论,属于一种开放性的商业文化。 中国海洋文化为什么会走向衰落呢?有人将之归咎于清初实行的海禁,以致于形成一种封闭性的农业文化。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清初实行海禁,是为了切断郑成功反清势力与大陆的联系。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消灭郑氏反清势力统一台湾后,第二年则宣布开海贸易。于是,中国商船大量地涌向海外,“偏于占城、暹罗、真腊、满刺加、渤泥、荷兰、吕宋、日本、苏禄、琉球诸国”,真可谓“极一时之盛矣”。而清政府为了鼓励海外贸易也经常采取一些奖励措施,如为了解决铜材缺乏问题,鼓励中国商人到日本贩铜,中国商人在东南亚海域非常活跃,保持着相当大的竞争力,中国海洋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仍继续在发展。 中国海洋文化真正走向衰落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航运业的冲击,特别是19世纪50-60年代轮船的推广使用,使中国传统的帆船渐渐遭淘汰,至19世纪70年代,中国帆船已几乎在海外贸易中绝迹。而在此后的近一个世纪里,中国基本上是封闭的,很少在海洋方面有所发展,错失了不少良机。直至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海洋文化才重新获得发展的机会,中国领导人开始对海洋投入了关注,认识到海洋具有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资源,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1995年10月视察海军部队上时讲:“开发和利用海洋,对于我国的长远发展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我们一定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增强全民族的海洋意识。”***的讲话对于发展中国的海洋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海洋意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综观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一般都是先沿海、后内地。我国沿海地区的发展就是一个例子,当前,我国沿海城市如上海、天津、大连、广州、高雄等,都是依靠其特有的海洋资源和海上交通优势,使其经济得到迅速地发展。要想振兴中华民族,繁荣中华文化,就必须在全民族中树立起海洋国土的概念,发展海洋文化。我们今天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目的就是要弘扬郑和船队面向海洋,走向世界,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开拓精神。通过这些活动来提高国人的海洋意识,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海洋文化,为把中国建设成真正的海洋强国而做出不懈的努力。
6. 为什么古希腊不是四大文明古国?
希腊是欧洲第一个先进文明的发源地,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始于公元前3200年爱琴海岛屿上的基克拉迪文明。希腊有着灿烂的古文明,他们拥有青铜器和城市,会使用桨帆船远航,拥有自己的字母和神话故事,留下了很多扣人心弦的传奇故事。
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在一个被称为青铜时代崩溃的地区性崩溃时间,这以时期被称为希腊黑暗时代。随着黑暗时代的结束,希腊半岛出现了各种王国和城邦,它们蔓延到黑海,意大利南部和安纳托利亚海岸(今土耳其)。这些州及其殖民地达到了极大的繁荣程度,这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热潮。
希腊文明的形成与它的地理特点密切相关,希腊地区缺乏肥沃的三角洲,在希腊大陆和安纳托利亚沿海地区,连绵不绝的山脉把陆地隔成不同的小块平原。远古移民在彼此隔离的村庄里定居,这些村庄扩大而形成一个个城邦,彼此虽然隔绝却又生机勃勃。希腊的土壤不适于耕种小麦,却非常适合橄榄和葡萄的生长,因此希腊拥有了和其他农耕文明迥然不同的商业性农业。
对希腊的文化我们有个简单的概念,然后就要阐述一下,什么是文明。英语单词civilization来源于拉丁语civilis(公民)和civitas(城市),这就很显然的告诉我们,文明的定义,第一个标准就是要有城市,如果是部落和定居点是不行的,没有宫殿的存在是无法成为文明的。第二个标准是文字,没有文字的人类,文化的积累就只能口口相传,不可能积累和传播。第三个条件是要有青铜器,青铜冶炼技术往往代表着工艺的先进性和社会的等级性。
(米诺斯文明早期壁画)
但是作为主要的文明起源还有一个必要条件,需要有一个独立的不受其他干扰的起源。希腊满足了城市,青铜器,文字,甚至宗教和复杂的建筑,但是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希腊文明是一个次生文明。
在希腊大陆南面不远的克里特岛岛上,有一根史前高度发达的米诺斯文明。米诺斯的文字,工艺和陶瓷风格对当时的希腊各城邦有显著的影响。凯斯特里是希腊大陆附近的一个岛屿,在那里发现了一个米诺斯定居点,直到公元前13世纪被迈锡尼的希腊人占领。考古发现,米诺斯文化地层取代了希腊大陆衍生的早期青铜时代特征,这些证据表明了这里是克里特岛外最早的米诺斯定居点。
米诺斯人擅长航海,他们的艺术和工艺品传播到了埃及的古老王国,迦南和安纳托利亚。在以色列发掘期间发现了米诺斯风格的壁画和其他文物,考古学家们认为米诺斯文化对迦南城邦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基克拉迪群岛位于米诺斯文化轨道上,靠近克里特岛。在卡尔帕索斯岛,萨里亚岛和卡索斯岛上也发掘出了青铜时代米诺斯殖民地或商人的定居点,最近的发掘还找到了一个在罗得岛上的米诺斯殖民地。米诺斯文化的影响表明有一条文化轨道延伸到了基克拉迪群岛和塞浦路斯,甚至埃及。在公元前15世纪在埃及底比斯的绘画中描绘了带有礼物的米诺斯人。
(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罗德岛太阳神巨像)
在希腊大陆出土的手工艺品中可以看到米诺斯文明的影响,这一切表明了他们之间是有文化的传承关系的。埃及与克里特岛之间的联系频繁,在埃及的城市中发现了米诺斯陶瓷,并且米诺斯人从埃及进口了物品(特别是纸莎草纸)以及建筑和艺术创意。埃及的象形文字甚至可能是克里特岛象形文字的模型,线性A和线性B是一种拼音字母,他们从象形文字中获得灵感,并且创造出了拼音字母。
(米诺斯的线性文字)
希腊文明受克里特文明影响很深,甚至可以说是以克里特文明为基准而改良,而克里特的文明又受到埃及和迦南地区的影响。再看其他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都是具有自我起源的。希腊文明被视为欧洲文明的起源,但是它在其中承担了一个学习并再发展,到希腊的古典时期,艺术和科学都已经领先于东地中海诸国,并继续作为罗马的文明源泉,不断的传承,在千年时光了点亮了欧洲文明的曙光。
7. 万隆会议遗址?
1955年,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万隆召开反对殖民主义,推动亚非各国民族独立的会议,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万隆会议”。
当年的万隆会议中心已经成为如今的亚非会议历史博物馆,这里完好着保存着当年万隆会议举办时的史料以及会议过程。亚非会议纪念馆是一幢西式风情的小洋楼,外部建筑并没有太过宏伟,更像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小酒店,就连入口处也是大门紧闭,只有OPEN字样的指示牌。推门而入才能发现内部的玄机。从大厅处登记自己的姓名国籍就可以领到一份地图和简要说明,然后免费参观万隆会议的举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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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亚非大厦,有哪些细思极恐的真人真事?
1955年4月11日,印度国际航空公司洛克希德星座式749A型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满载3780加仑燃料,乘载了8名机组人员和11名乘客,这些乘客都是去参与万隆会议的中方代表团人员和记者。
在18时30分,飞机在北婆罗洲沙捞越海面上空发出3次求救信号后坠入大海,机上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记者不幸遇难,只有3名机组人员生还。
这就是著名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当时周恩来原本也是要乘坐此趟飞机去万隆会议的,但因为临时改道,才避免于难。
在1955年1月15日,印度尼西亚总理卡斯特罗·阿米佐约致函周恩来总理,代表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巴基斯坦等五个发起国邀请中国前去参加4月中旬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
2月10日,周恩来复电同意参加,并表示愿意为促进亚非国家间的合作而努力。而当时,代表团如何抵达印尼是周恩来考虑的一个首要问题。因为当时中国并没有远程飞机,而当时同中国建交的亚太国家中,只有印度才有这种飞机。但是,关于走陆路还是坐飞机并没有下决定。
在筹备期间,3月12日,周恩来突发急性阑尾炎而进行紧急手术,为了减少旅途的颠簸,考虑到周恩来的身体的问题,最终才决定坐飞机前往万隆。
经过慎重的考虑后,周恩来决定从香港包乘印度航空公司性能较好的C-69型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印尼。而且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还派人同印度航空公司的人商谈,印度至香港的航班照常进行,直到中国代表团抵达香港后才临时改为专机。
为了保密起见,直到中国代表团出发之前,才发布周恩来和陈毅等人出席万隆会议。但是,在代表团出发的前几天,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在4月14日至16日到仰光访问。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先让代表团人员到昆明集中,待访问完缅甸后再去印尼。
但是,因为工作需要,有8名工作人员要先到达万隆做准备。因为周恩来是临时改道,而关于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的消息却被国民党的特务得知,所以特务们决定在飞机上安装炸弹,对周恩来总理进行暗杀。
当时策划这一起暗杀的主要人员,分别是赵斌丞,陈鸿举,以及谷正文等人。他们为了计划能够顺利实施,收买了当时在香港机场做清洁工的周驹。周驹个子矮小,长相普通,在机场做打扫为生的工作,并不引人注意。
更为重要的是,周驹嗜赌如命,特务找到他说要安放炸弹,事成之后给他50万港币时,虽然周驹一开始很惊惧,但一听到有50万港币时,便心动且接下了这个任命。
在4月11日,周驹跟往常一样到机场上班,因为特务交给他的炸弹是TNT,而且特务们还把它做成了牙膏模样。也正因为如此,周驹才能够顺利地通过安全检查。趁着在克什米尔公主号打扫期间,周驹很隐蔽地把定时炸弹安置好。
随后,周驹便躲到陈纳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机内。因为周驹到台湾的消息并没有告诉赵斌丞等人,所以当他出现时,很快就惊动了保安司令部的谷正文。得到消息后,谷正文立即坐着吉普车去接人,把周驹安排妥当。
但不久,谷正文和陈斌丞等人便接到了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没有按照原定计划起飞,而周恩来也有可能不在机上。因为当时做完阑尾手术后,周恩来便在昆明临时改了行程。
尽管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已经过了半个世纪之久了,但每想起此事,总让人不寒而栗。幸亏周恩来总理临时改了行程,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2. 世界上地缘最好的是哪几个国家?
当下是美国,未来是东方大国。
地缘政治作为当下最热门的话题,总能在世界各地掀起惊涛骇浪,并持续影响甚至改变着世界历史的进程。
而从当今视觉各国发展的态势来看,地缘优势直接决定着一国发展水平的高低以及发展潜力的大小。
而且,所谓的地缘优势或者劣势,从来都是一个历史名词,比如苏联时期独霸欧亚大陆核心的地缘优势,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而一去不返。
而从当下美国综合国力一骑绝尘的现状来看,这个南北无强国东西两大洋的超级大国,绝对是地缘优势最大的国家。
从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开始,这个新兴的国家便以高起点的姿态,开始了极其迅猛的领土扩张。通过武力征服以及砸钱买地等一系列操作,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美国领土便达到937万平方公里的庞大规模,相比于建国时期东海岸十三州约9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扩张了10多倍。而更可怕的是美国还在世界各地夺取了大量的殖民地,比如菲律宾,维尔京群岛等。
因为美国地处西半球的地理位置,使得美国从一开始便远离欧洲这一世界政治舞台中心,这为美国在西半球的膨胀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而随着美国领土在北美大陆上的疯狂扩张,更是不断扩大着美国的优势。通过夺取墨西哥超过一半的国土,这个昔日的中美洲大国彻底被美国压制难以翻身;而当美国将领土扩张到西海岸,并在1867年购买了面积达171万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之后,美国对北部的加拿大形成了包抄态势,这个领土面积达世界第二的英国殖民地彻底沦为美国的跟屁虫。
至于古巴等加勒比海群岛国家,则在美国的淫威下瑟瑟发抖。
1823年,美国提出“门罗主义”政策,高调宣称了掌控西半球的野心,随着美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这一设想最终成为现实,整个拉丁美洲沦为美国的后花园。
而随着美国在海外不断占据夏威夷群岛、维尔京群岛、关岛等一系列战略要地,美国有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支点,国土纵深空前加大。
二战结束后,美国掌控了西欧、日韩等大量地区,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陆续成为美国的小弟,美国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性帝国,本土的地缘优势更加凸显。
所以美国在不到200年时间里一跃成为超级大国绝非偶然,因为超强的地缘优势,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必将保持很长时间。
但所有国家都无法逃脱兴亡盛衰的历史宿命,美国当然也不例外。而当美国盛极而衰,无法维持对世界各地的影响力而不得不纷纷放弃对海外据点的占领时,美国的战略纵深必将大大缩水;而当衰落的美国连近在咫尺的新兴强国也无法遏制时,美国的地缘优势将不复存在。
而美国之后,必将是东方大国时间。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断代的文明,这本身就说明我国在数千年时间里有着极其优越的地缘优势,而这种优势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膨胀势必会再度重现。
在今日我国约96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国土中,虽然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12%,耕地总面积远远小于美国,甚至不如印度。但我国广阔的冲击平原直接面向海洋,在海陆联运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今天的很多人,对印度巴西等所谓潜在世界大国的吹捧不遗余力,但这两个国家的地理劣势,确定了他们的崛起之路必将任重而道远。
巴西的国土面积虽然达到了850多万平方公里,但将近一半是难以利用的亚马孙热带雨林,而气候较为适宜的巴西高原,却有面临着“地盾难平”的尴尬局面。由于高原直接延伸到海边甚至直插大海,不仅导致巴西的海岸线太过平直,沿海城市几乎没有腹地,更大大加大了沿海和内陆的通勤成本,这种登陆即爬山的绝望,也让巴西的经济非常绝望。
这样的国土环境,唯一值得欣慰的就是河口势能较大,能够建立大型水电站。
而印度相比于巴西不仅国土面积小,其国土条件也更加令人绝望。因为印巴分治的历史遗留,以印度命名的印度河基本在国境之外。而主力河流恒河不仅水源地捏在东方大国手里,出海口更是位于孟加拉国境内,这种借港出海的局面让印度浑身难受,中部平原地区的发展更是尴尬无比。
而作为印度的沿海地区,深入印度洋中的印度半岛本来可以发挥面向世界的窗口作用,但德干高原尤其是西高止山和东高止山的存在,使本可作为经济龙头的印度沿海地区反而拖了印度的后腿。
而事实上,这种海岸山或者“地盾”的存在,在全球绝不是少数派,虽然美国拥有面积巨大的中央大平原,但西部的落基山和东部的阿巴拉契亚山,将美国本土分为特点迥异的三部分。
而不止北美大陆,南美大陆、澳大利亚大陆也存在着“地理三段论”,即山脉、平原和高原相间分布,只不过美洲大陆和澳大利亚大陆的地形分布因太平洋板块的运动而正好相反。
至于非洲,则直接是高原大陆。所以世界范围内,地理最优越的地区仍然是亚欧大陆,特别是西欧和东亚。而因为西欧自古以来就支离破碎,所以相对完整的东方大国也有着无与伦比的地缘优势。
这种地缘优势不仅体现在面向海洋的地形,更有基本控制青藏高原这一世界水塔,领土深入亚欧大陆腹地,并和亚洲所有板块相衔接的便利条件。
可以说,我国的地缘优势是极其突出的,先人的眼光和智慧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而这种地缘优势之所以无法在当前体现,根本原因在于两个重要节点问题的悬而未决,分别是蒙古和台岛。
清朝作为我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将我国的实控疆域推向历史最顶点。
根据郭沫若等学者的考证,我国古代游牧民族的最北游牧边界,位于今天的北纬58度附近,这里自东向西,分布着外兴安岭、贝加尔湖、萨彦岭等一系列地物,向北则为西伯利亚广袤的冻土区,所以这里也是东亚和西伯利亚的自然分界线,即我国的自然疆界。
清朝前期,我国的领土扩张基本到达了自然疆界。虽然中部失去了对贝加尔湖的控制,但仍然占据了整个蒙古高原,对南下的沙俄形成了强有力的压制。
但随着清朝的盛极而衰,沙俄势力卷土重来,从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沙俄趁火打劫,夺走了外东北、外西北等共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不仅如此,沙皇尼古拉二世还炮制了“黄俄罗斯”计划,将新疆乔戈里峰到海参崴直线以北的土地全部划入俄罗斯。
1911年,沙俄煽动蒙古高层分立,我国东北、华北和西北广大地区开始受到巨大威胁,飞地唐努乌梁海更是彻底失去。
直到今天,蒙古虽然早已失去了往日雄风,但认为他国棋子的蒙古仍然是东方大国北方的重要威胁。这一问题不解决,东方大国的北方将永无宁日。
不过在当下和俄罗斯抱团取暖的大背景下,台岛问题明显比北方问题更迫切。
作为美国第一岛链的核心,台岛问题的存在不仅严重阻挠东方大国进出太平洋,妨碍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主权维护,更使得整个东南沿海长期处于战争威胁之下,尤其是隔海相望的福建。
而从70多年时间的发展历程来看,台岛作为美国遏制东方大国的一张王牌,既是美国在西太平洋上的不沉航母,也是东方大国弱不禁风的“睾丸”。因为台岛问题的悬而未决,东方大国始终处于疲于应付的被动局面,在解决其他地区问题上更是投鼠忌器。
所以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因素,台岛问题必须有个交代,而且越快越好,越一劳永逸越好。
而一旦台岛解放,第一岛链将彻底崩解,东方大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将会占据完全的主动权,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争端也将迎刃而解,地缘优势将会迅速凸显出来。
而当北方问题也尘埃落定,这个古老的大国,也必将依靠地缘优势,配合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迅速重回世界之巅。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多有疏漏,烦情斧正。
我是静夜史,期待您的关注。
3. 关于波斯第一帝国?
波斯第一帝国也就是经常说到的古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创建者是阿契美尼斯,他也是波斯部落的首领,波斯王国的创建者,但是当时的波斯仍然处于米底王国的统治之下。直到公元前550年,也就是孔子刚出生的时代,居鲁士二世重新建立阿契美尼德王朝,史称波斯第一帝国,其鼎盛时期疆域东起印度河流域,西至巴尔干半岛,北起亚美尼亚,南至埃塞俄比亚。近700万平方公里土地,全盛时期领土面积甚至超过中国汉朝或罗马帝国的疆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
在大流士一世的时代(前522年—前486年),帝国领土东至印度河,北到中亚,西到爱琴海,还有埃及。向东大流士进军印度河流域,在西线对希腊的进攻则由于著名的马拉松战役(前490年)的失败而停止,之后他的儿子薛西斯一世曾再次对希腊用兵,也以失败告终。帝国修筑了四通八达的商道,还建立了一套完备的驿站制度。御道从爱琴海东岸的以弗所直通国都苏撒,每隔25公里设置驿站,全长2000多公里,可以让波斯帝王吃到从爱琴海捕捞的鲜鱼。帝国东部的一条主要交通干线是沿着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米底之路,进而经巴克特里亚抵达印度。
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即位为马其顿国王。两年后亚历山大的军队开始向东开进,侵入小亚细亚、叙利亚,南下埃及,再向东进入两河流域,灭亡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
我们对这个波斯帝国的了解,主要来自于其西部疆域,特别是其古都帕萨尔加德的发掘。至于其东部遗迹,却少之又少。
4. 为什么印度的经济增速那么快?
起点低,增长速度自然快
最2019年度的各国经济数据统计,印度在2019年的经济总量为2.95万亿美元,正式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世界GDP总量前十的国家中只有三个发展中国家,印度就是其中之一)
平心而论,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确实很快,但印度经济高速发展只是最近十多年的事情,在此之前印度的经济发展时快时慢,很不稳定。
印度经济增长最快的一年是在1988年,当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63%,即便放眼全球,这也是非常高的增长速度了。
然而就在三年后的1991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又暴跌到了1.06%,落差之大,让人心惊肉跳。
此后印度经济开始回暖,到1999年时印度经济增长率再度飙升至8.85%,可是三年之后的2002年又跌到了3.8%。
不过子啊2002年之后,印度经济迎来了一波大牛市,在2003年到2010年期间,印度经济增长率一直维持在7%—8.5%之间,只有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时出现过短暂的经济放缓。
此后从2011年到2019年,印度经济总体上仍旧保持着较高的发展速度,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保持在7%但跟2003年到2010年相比,印度近十年的发展就不是那么快了。
(印度第一大商业城市孟买,大量的贫民窟与摩天大楼并存的景象让人过目不忘)
印度经济之所以忽快忽慢,是因为印度经济太低级,太依赖外部环境了。谁能想到,印度这个世界级的大国,居然连最基本的轻工业都没有建立起来。
当然,轻工业落后的世界级大国也是有的,例如俄罗斯。但印度和俄罗斯不一样,俄罗斯虽然轻工业落后,但重工业还是很厉害的。而印度是轻工业不行,重工业照样不行,属于“双不行”国家。
就连印度引以为豪的软件产业也没有网上吹嘘的那么发达,印度本土的软件产业比中美差远了。
目前印度经济仍然以矿产和农业生产为主,时至今日印度的出口大头仍是矿石和各种农产品。要知道印度长期都是世界第一大大米出口国,可问题是印度的人均粮食产量连我国的一半都不到。
如此情况之下,印度仍然坚持出口大米换外汇,可见印度国内真的没啥像样的产业了。
总的来说印度当前的经济还是很落后的,人均GDP不过才2000多美元,距离一个成功国家还很远很远。
(农产品仍然是印度的主要出口商品)
诚然,我们确实要承认印度的过人之处,但也不能疯了似的去吹捧印度,你美吹、日吹、英吹、韩吹我都能理解,可是你说你是印吹我就不能理解了。要知道印度至今仍有半数以上人口没有稳定的自来水,这样一个国家还有很多路要走。
也正是因为印度的经济程度发展较低,所以印度可以出现一些非常惊人的增长数字。
打个比方,假如一人原本只能10分,后来他不断努力,成绩提高到了60分,直接旱地拔葱了50分!
而另一人平常考90分,在满分100分的情况下,他最高也就再增长10分,增长幅度显然不如那个平常考10分的人,但是你能说前者比后者厉害吗?
5. 是如何掌控马六甲海峡这一交通要道的?
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基础上建立了明王朝。面对当时国内的形势,明太祖把防御重心放到北方,派兵攻打元朝的残余势力。在南方,采取与海外诸国和平共处,营造比较安定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实行严厉的海禁,防御倭寇的侵扰,确保建立不久的明朝政权。
明太祖的海禁政策,虽然起到了对日本实行经济封锁,加强海防的作用,但是却把本国的海外贸易切断了,故朱元璋采用“朝贡贸易”作为唯一合法的对外贸易形式,到了明成祖时代,在海禁与朝贡贸易相结合的政策基础上,派使者遍赐海外诸国,招徕他们来华朝贡,特别是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使朝贡贸易发展到鼎盛时期。
一、郑和下西洋的动因
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史书上的记载纷纭不一,有的说是明成祖怀疑建文帝流亡海外,派郑和等人寻找其踪迹;有的说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些说法都难令人信服。综观郑和七下西洋,统领将士27000多人,船只近百艘,历程数万里,往返近30年,如果只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踪迹,何必如此大张旗鼓,兴师动众,即使是找到了建文帝,30年后亦垂暮老矣,根本不会对明成祖的政权构成威胁。如果是为了“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已遍历东南亚及印度洋各国,第二次下西洋也是统领舟师遍历东南亚及印度洋各国。这样足以显示中国的富强,扩大了明朝的政治影响,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显耀”达七次之多呢?看来还有其他更重要的目的。 我们不妨看看明成祖继位时的国内形势。 持续三年之久的“靖难之役”,使天下百姓疲于兵旅,社会经济残破不堪,而明成祖又急于封赏靖难功臣,增设武卫百司巩固新生政权。不久又发兵80万攻打安南、大兴土木迁都北京等等,财政耗费极其浩大。为了弥补财政上的亏损,明成祖除了加紧对人民的剥削以及派人到全国各地开采银矿外,就是继承明太祖的遗训,对海外朝贡国家实行开放政策,鼓励他们来华朝贡,以求输入大量的海外物品。这些海外物品在当时的赢利是非常可观的。以苏木、胡椒来说,明政府给贡使的定价每斤苏木钞1贯、每斤胡椒钞2贯,而支付给京师文武官员充作俸禄是苏木每斤达到50贯、胡椒每斤100贯,一进一出,赢利达50倍之巨。故明成祖才会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招徕海外诸国来华朝贡,甚至于不惜耗巨资,派遣郑和下西洋,携带敕书及精致手工业品,遍赐海外诸国,这才是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真正目的。 郑和每次下西洋时间之紧迫,几乎是首尾相衔,中间没有多少间隔,可以看出明成祖急于营利,力求弥补财政上重大亏损的迫切心情。而郑和每次下西洋返航时,海外诸国总是遣使随船朝贡,进行交易的宝物、香料数以千万计。如永乐五年(1407)九月,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回返时,遣使随行朝贡的有苏门答刺、古里等国;永乐二十年(1422)六月,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返时,有暹罗、苏门答刺、哈丹等国遣使随行来贡方物;翌年九月,又有西洋、古里、忽鲁谟斯、锡兰山、阿丹、祖法儿、刺撒、不刺哇、苏门答刺、满刺加等16国遣使1200人至京朝贡方物。明成祖在接待贡使时指出:“其以土物来市者,官给钞酬其值。”意思是说,土物由官府给价收购。可见郑和下西洋不是为了“耀兵异域”,而是有浓厚的经济目的。明成祖这种“派出去,招进来”的办法,不仅解决了当时所面临的财政危机,而且使百姓从转贩土物中得以营生,是“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的好办法。 各国贡使大量载运进来的香料,对抑制明初的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明朝自洪武八年(1375)开始发行大明宝钞,当时规定每钞1000贯折银1000两、折金250两。不久之后开始贬值,永乐时代,每钞1000贯仅值银12两、值金2.5两;至弘治时,每钞 3000贯只相当于银4两多,宝钞已形同废纸。为了抑制宝钞的贬值,避免滥印宝钞造成通货膨胀,明朝政府尽量减少以宝钞支付官员的俸禄,而以郑和下西洋大量进口的香料取而代之。自永乐二十年(1422)至二十二年(1424),文武官员的俸禄,均以胡椒和苏木折支,规定春夏折钞,秋冬支苏木、胡椒,五品以上的官员折支占70%,五品以下折支占60%。到宣德九年(1434)又具体规定,京师文武官员的俸禄以胡椒(每斤100贯)、苏木(每斤50贯)折钞,正统元年(1436),扩大到包括北直隶卫所官军。这种现象到成化七年(1471),因库存胡椒、苏木不足才宣告停止。 明朝政府经常提出“怀柔远人”、“厚往薄来”一类的话,故人们普遍认为,朝贡贸易是种蚀本生意,是“政治重于经济”,是“出的多,进的少,根本不计价值”。但是冷静地思考一下,朝贡贸易几乎与明朝的统治相始终。假如从政治上考虑不计价值,怎么有可能维持长达200多年呢?!当时海外使者带来的贡物有方物、国王附进物和使臣自进、附进物三种。进贡方物的数量与进贡物品总数比较只占极小一部分,即“所费不足当互市之万一”。至于国王附进物和使臣自进、附进物的情况大不一样,它们在进贡物品中占绝大多数,据《明鉴》记载,往往超过进贡方物的数十倍。明朝政府对如此巨大数量的附进物是采取官府收购的办法,从中还征收50%的货物税,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可获得巨额利润。这些情况说明,海外国家朝贡的次数越多,朝贡使者带进来的货物也就越多,明朝政府则可从中获得更加高额的利润。因此,频繁地派遣郑和下西洋,招徕海外诸国朝贡,用“派出去,招进来”的办法,迅速改变国内面临的财政危机,这才是郑和下西洋的真正动因。 二、郑和下西洋的终止 轰轰烈烈的郑和下西洋,到1424年明成祖去世后即宣告停止。后来明宣宗派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已是接近尾声,从此,名噪一时的下西洋壮举就此终止。在这里人们不禁要问,郑和下西洋为什么不能长期持续下去呢?这应当从明朝国内的形势变化,以及郑和下西洋自身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寻找原因。 十五世纪初,东南亚大多数地区仍处于未开发状态,生产相对落后,使者来华,都是把本国的土特产胡椒、苏木等香料作为贡品,交换中国丝绸、瓷器等手工业品。当时,中国对香料的需求量很大,不仅宫中需要,民间在祷祀时也需要。因此,外国使者把香料贩运到中国是赢利巨大的买卖,如琉球国,本国资源缺乏,不产香料,每年派船到马六甲等地购买香料,转运到中国朝贡,然后换取丝绸、瓷器等手工业品,再转运到日本、朝鲜等地贩卖赢利。另外,国与国之间开展的是长途贩运,载运的“贡品”一般货轻价贵,说穿了就是一些奇珍异宝。这些海外香料和奢侈品的大量输入,对当时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起到什么积极作用,也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需要,相反却导致了统治阶级越来越腐化堕落,从而加重了对百姓的敲诈勒索。永乐十九年(1421年),山东、河南、山西、陕西诸省水旱灾不断,发生饥荒,人民剥树皮、掘草根为食,官府不仅不能赈济,反而徭役不休,征敛不息,阶级矛盾不断激化。明成祖不能不引起警觉,在北京紫金城奉天、谨身、华盖三殿遭灾后,他引咎自责,迫不得己下诏书,将下西洋列为“不便于民及诸不急之务”而宣告停止。1425年明仁宗继位,采纳原户部尚书夏原吉“以赈饥、省赋役、罢西洋取宝船”的建议,诏告天下,彻底终止了下西洋的一切事务。 其次,郑和下西洋的队伍过于庞大,所统领的官兵约二、三***,宝船近百艘。这种船在当时的造价每艘需白银7000-8000两,由此可以想象,建造下西洋宝船的耗费极其浩大。就连明成祖也为“船数又多,制作又细,费用又大,须是支动天下一十三省钱粮来,方才够用”而深感忧虑。每次下西洋的航程遥远,往返一次需二、三年时间,且每次返航后不久马上又接着下一次航程。宝船在途中经常遭遇风浪或海盗抢劫,人员伤亡异常惨重。如此巨大的人力、财力耗费,在 “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的情况下,勉强可以维持。而到了正统年间,太监王振擅权,发生“土木之变”,明朝自此“国势寝弱”,那里还有可能负担得起下西洋的巨额耗费。尽管明英宗在复辟后曾打算仿效永乐的做法,派遣都指挥***出使西洋,但遭到朝官的极力反对,明英宗只好放弃下西洋的梦想。 郑和下西洋从事的是官方贸易,就是说,郑和下西洋所需的各种丝绸缎匹、瓷器、船舶等物品都是官办提供。在洪武、永乐时期,明朝政府所控制的官办船场、手工业作坊很多,生产兴旺发达,但至宣德年间,官办手工业逐渐走向衰落,工匠逃亡,生产的物品数量少、质量差,无法満足下西洋的需要。下西洋所需的船只,多数是由南京龙江造船厂建造,这个厂兴旺时期有工匠400余户,熟于造船的民工几千人,一年可以建造上百艘宝船,但到后来,每年仅修造船只20艘,且质量很差,没有足够的海船可供下西洋使用,这也是下西洋无法持续下去的原因之一。 三、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功绩 15世纪,是世界远洋航行探险取得重大突破的时代。东西方先后出现的4次空前伟大的航海活动中,郑和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洲际航海家,作为人类征服海洋的先驱,他揭开了世界航运史从大陆转向海洋的序幕,成为达·伽马、哥伦布和麦哲伦的先行者。他对中国航海史和世界航海史的发展,对中国古代航海技术的完善,以及对加强中外友好交往等方面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众所周知,世界中古时期的航海是一个帆船时代。当时的中国帆船位于世界造船业的前列,南宋的大型海船长达20~30丈,载乘600~700人,郑和下西洋时,其统率的宝船有近百艘,最大者长44丈、宽18丈,载重量数千吨,远远超过几十年后的达·伽马、哥伦布或麦哲伦所率领的船队。郑和船队配有指南针、罗盘、船尾舵和风帆,能够在逆水顶风的情况下航行,在地文航海、天文航海、季风运用和航海气象预测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郑和下西洋还丰富了中国人民的地理知识,开阔了中国人民的眼界,特别是由郑和随行人员马欢、费信、巩珍分别撰写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对下西洋所到国家和地区的位置沿革、重要都会、地理形势、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物产气候等都做了详细的描述,使中国人民对东南亚、北印度洋沿岸、阿拉伯海、红海乃至非洲东海岸一带的广大地区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由茅元仪收入《武备志》的《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俗称《郑和航海图》),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绘图法,把沿途经过的山川河流、岛屿浅滩、码头港口、城镇庙宇等,一一形象地标明在纸上,绘出了从南京到东南亚沿海、北印度洋沿岸,最远到非洲东海岸,分别标出了航向、航程、针路及牵星图,是一部出色的航海手册。英国历史学家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1421:中国人发现美洲》一书中赞道:“中国天文学家测定华盖星和南十字星座的高度是人类认识地球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武备志》证实了这是中国航海家的一种做法,50年后,葡萄牙人才采用这种计算纬度的方法。这些说明,郑和下西洋不仅开阔了中国人民的眼界,而且完善了包括天文航海在内的中国古代先进的航海技术。 郑和船队虽然前后航行达28年之久,遍历亚、非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统领官兵之多和船只数量之大,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支船队。但是,他们没有在海外建立一块殖民地,没有对他们到达的任何地方声称拥有主权,甚至夸耀是自己的伟大“发现”。尽管当时明朝拥有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或民族都雄厚的国力,但是郑和船队并没有因此而凌辱小国,霸占别国的土地。这说明,中国人没有掠夺其他民族土地,或者把其他国家的土地开拓为殖民地的习惯。养成这种习惯的原因,一是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经济,自给自足,不需要海外的市场和原材料。二是儒家学说教导中国人要以“王道”服人,而不是以“霸道”占领。这种文化与其他游牧部落或重商民族的文化,形成明显对比,游牧部落为寻找新的绿洲,往往靠武力掠夺其他民族的土地维持生存。在资源缺乏的一些岛国,如英国和日本的发展历程,就是靠武力狂热寻求殖民解决资源危机问题的。中国从无滥用其国力对其他民族进行过扩张的记录。美国学者詹姆斯·赫西昂(James C. Hsiung)谈到上述情况时,赞叹地说:“由于缺乏一种更好的词汇,我只能称之为真善美。” 正因为郑和船队是和平之师、友好使者,故郑和下西洋密切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友好交往,增进了中国人民和亚非人民的传统友谊。据不完全统计,在郑和下西洋期间,有东南亚4个国家的9位国王8次来华进行访问。他们之中,有的因病不幸去世,将“体魄托葬中华”,作为世代友好的象征。如永乐六年(1408),渤泥(今文莱)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率其王妃、子女、弟妹、亲戚、陪臣一行150余人来华朝贡,不幸因病去世,葬于南京安德门外;永乐十五年(1417)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刺与西王、峒王率领家属、随从及头目共340余人来华朝贡,返国途中,东王病逝,葬于山东德州;永乐十八年(1420)古麻刺朗(今菲律宾的棉兰老岛)国王干刺义亦敦奔率其妻、子、陪臣来华朝贡,归国途中,因病在福州去世,葬于闽县。这些坟墓,至今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深得当地***的爱戴,他们尊称郑和为“三宝”。在东南亚各地有许多以三宝命名的地方,如泰国有三宝港,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菲律宾有三宝颜,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等等。郑和作为一位和平使者,确实为发展中外友好交往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 明初出现的郑和下西洋壮举并不是偶然现象,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首先,中国古代的造船与航海技术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次,明初中国的水师力量比较强大。李约瑟先生在《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中说“明初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他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可说不是他的对手。”我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国家,海岸线长达18000多公里,还有14000多公里的海岛岸线和7000多个海岛。早在汉唐时期,我国已开辟了与东南亚、印度和阿拉伯的海上交通和海上贸易往来,我国人民在长期的航海生活与实践中产生了海洋文化,而郑和下西洋就是这种海洋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现。 海洋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种基本形态,它是以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地理特征与政策取向作为参照物来划分的一种文化形态,凡是拥有海洋的地区,凡是拥有海岸的民族,在其文化中就或多或少会带有海洋文化的成份。我国位于太平洋地区,走向海洋,开发海洋的历史已很悠久。两千多年前,当汉武帝从张骞通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看到蜀布、邛竹杖,获悉有海路可通印度时,则派使者从徐闻、合浦出发,沿海岸航行,经中南半岛到南印度的康契普腊姆,开辟了与东南亚、印度的海上交通,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唐代,自公元751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在中亚被阿拉伯军队打败后,陆上丝绸之路被切断,对外贸易重心遂转向海外。从广州一直通向波斯、阿拉伯各地。南宋时,由于偏安于半壁江山,加之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大量的军费开支需来自于海外贸易的税入,南宋政府特别注重发展海外贸易,鼓励私人贸易商出海贸易。元代又有进一步发展,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都他都盛赞当时的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历经几个朝***辟的海上交通,为明初郑和下西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人说中国的海洋文化是海洋农业文化,西方的海洋文化是海洋商业文化,这种看法有一定的片面性。我国东南沿海如福建沿海一带,因山多田少,人们素以海外贸易为生,产生了一种“利商舶,轻远游”、“恬波涛而轻生死”的海洋文化,即使在明朝厉行海禁期间,不少福建人仍为谋求厚利而敢冒杀头之险,出海从事走私贸易。如自嘉靖二十三年(1544)十二月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三月的两年多里,到日本从事走私贸易而为风漂到朝鲜,并被解送回国的福建人就达千人以上。万历四十年(1621)明朝兵部的估计,当时往日本进行走私贸易的福建海商已达数***之多。正是这种敢于冒险,置生死于不顾的海洋文化习俗,使明朝政府不得不采取让步措施,于1567年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海外贸易商申请文引,缴纳饷税,出洋贸易,于是,数以百计的商船涌向海外。当时在东亚海域,存在着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国商人以其敏锐的商业头脑和强烈的竞争意识立于不败之地。使西班牙经营的大帆船贸易离不开中国商人提供的货物,否则它们将无货可载。为此,墨西哥的西班牙人经常把载运中国货物的大帆船称为“中国船”(the nao de China);在南美,他们还把转运中国货物的主要道路命名为“中国路”。中国商人成功竞争的结果,使世界各地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使中国成为当时东亚海域的贸易中心。德国著名经济学家贡德·弗兰克在其著作《白银资本》中这样评价道:“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这些事实说明,16世纪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不仅产生了海洋文化,而且已发展到一定高度。这种海洋文化可以与西方的海洋文化相提并论,属于一种开放性的商业文化。 中国海洋文化为什么会走向衰落呢?有人将之归咎于清初实行的海禁,以致于形成一种封闭性的农业文化。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清初实行海禁,是为了切断郑成功反清势力与大陆的联系。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消灭郑氏反清势力统一台湾后,第二年则宣布开海贸易。于是,中国商船大量地涌向海外,“偏于占城、暹罗、真腊、满刺加、渤泥、荷兰、吕宋、日本、苏禄、琉球诸国”,真可谓“极一时之盛矣”。而清政府为了鼓励海外贸易也经常采取一些奖励措施,如为了解决铜材缺乏问题,鼓励中国商人到日本贩铜,中国商人在东南亚海域非常活跃,保持着相当大的竞争力,中国海洋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仍继续在发展。 中国海洋文化真正走向衰落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航运业的冲击,特别是19世纪50-60年代轮船的推广使用,使中国传统的帆船渐渐遭淘汰,至19世纪70年代,中国帆船已几乎在海外贸易中绝迹。而在此后的近一个世纪里,中国基本上是封闭的,很少在海洋方面有所发展,错失了不少良机。直至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海洋文化才重新获得发展的机会,中国领导人开始对海洋投入了关注,认识到海洋具有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资源,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1995年10月视察海军部队上时讲:“开发和利用海洋,对于我国的长远发展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我们一定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增强全民族的海洋意识。”***的讲话对于发展中国的海洋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海洋意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综观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一般都是先沿海、后内地。我国沿海地区的发展就是一个例子,当前,我国沿海城市如上海、天津、大连、广州、高雄等,都是依靠其特有的海洋资源和海上交通优势,使其经济得到迅速地发展。要想振兴中华民族,繁荣中华文化,就必须在全民族中树立起海洋国土的概念,发展海洋文化。我们今天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目的就是要弘扬郑和船队面向海洋,走向世界,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开拓精神。通过这些活动来提高国人的海洋意识,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海洋文化,为把中国建设成真正的海洋强国而做出不懈的努力。
6. 为什么古希腊不是四大文明古国?
希腊是欧洲第一个先进文明的发源地,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始于公元前3200年爱琴海岛屿上的基克拉迪文明。希腊有着灿烂的古文明,他们拥有青铜器和城市,会使用桨帆船远航,拥有自己的字母和神话故事,留下了很多扣人心弦的传奇故事。
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在一个被称为青铜时代崩溃的地区性崩溃时间,这以时期被称为希腊黑暗时代。随着黑暗时代的结束,希腊半岛出现了各种王国和城邦,它们蔓延到黑海,意大利南部和安纳托利亚海岸(今土耳其)。这些州及其殖民地达到了极大的繁荣程度,这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热潮。
希腊文明的形成与它的地理特点密切相关,希腊地区缺乏肥沃的三角洲,在希腊大陆和安纳托利亚沿海地区,连绵不绝的山脉把陆地隔成不同的小块平原。远古移民在彼此隔离的村庄里定居,这些村庄扩大而形成一个个城邦,彼此虽然隔绝却又生机勃勃。希腊的土壤不适于耕种小麦,却非常适合橄榄和葡萄的生长,因此希腊拥有了和其他农耕文明迥然不同的商业性农业。
对希腊的文化我们有个简单的概念,然后就要阐述一下,什么是文明。英语单词civilization来源于拉丁语civilis(公民)和civitas(城市),这就很显然的告诉我们,文明的定义,第一个标准就是要有城市,如果是部落和定居点是不行的,没有宫殿的存在是无法成为文明的。第二个标准是文字,没有文字的人类,文化的积累就只能口口相传,不可能积累和传播。第三个条件是要有青铜器,青铜冶炼技术往往代表着工艺的先进性和社会的等级性。
(米诺斯文明早期壁画)
但是作为主要的文明起源还有一个必要条件,需要有一个独立的不受其他干扰的起源。希腊满足了城市,青铜器,文字,甚至宗教和复杂的建筑,但是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希腊文明是一个次生文明。
在希腊大陆南面不远的克里特岛岛上,有一根史前高度发达的米诺斯文明。米诺斯的文字,工艺和陶瓷风格对当时的希腊各城邦有显著的影响。凯斯特里是希腊大陆附近的一个岛屿,在那里发现了一个米诺斯定居点,直到公元前13世纪被迈锡尼的希腊人占领。考古发现,米诺斯文化地层取代了希腊大陆衍生的早期青铜时代特征,这些证据表明了这里是克里特岛外最早的米诺斯定居点。
米诺斯人擅长航海,他们的艺术和工艺品传播到了埃及的古老王国,迦南和安纳托利亚。在以色列发掘期间发现了米诺斯风格的壁画和其他文物,考古学家们认为米诺斯文化对迦南城邦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基克拉迪群岛位于米诺斯文化轨道上,靠近克里特岛。在卡尔帕索斯岛,萨里亚岛和卡索斯岛上也发掘出了青铜时代米诺斯殖民地或商人的定居点,最近的发掘还找到了一个在罗得岛上的米诺斯殖民地。米诺斯文化的影响表明有一条文化轨道延伸到了基克拉迪群岛和塞浦路斯,甚至埃及。在公元前15世纪在埃及底比斯的绘画中描绘了带有礼物的米诺斯人。
(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罗德岛太阳神巨像)
在希腊大陆出土的手工艺品中可以看到米诺斯文明的影响,这一切表明了他们之间是有文化的传承关系的。埃及与克里特岛之间的联系频繁,在埃及的城市中发现了米诺斯陶瓷,并且米诺斯人从埃及进口了物品(特别是纸莎草纸)以及建筑和艺术创意。埃及的象形文字甚至可能是克里特岛象形文字的模型,线性A和线性B是一种拼音字母,他们从象形文字中获得灵感,并且创造出了拼音字母。
(米诺斯的线性文字)
希腊文明受克里特文明影响很深,甚至可以说是以克里特文明为基准而改良,而克里特的文明又受到埃及和迦南地区的影响。再看其他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都是具有自我起源的。希腊文明被视为欧洲文明的起源,但是它在其中承担了一个学习并再发展,到希腊的古典时期,艺术和科学都已经领先于东地中海诸国,并继续作为罗马的文明源泉,不断的传承,在千年时光了点亮了欧洲文明的曙光。
7. 万隆会议遗址?
1955年,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万隆召开反对殖民主义,推动亚非各国民族独立的会议,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万隆会议”。
当年的万隆会议中心已经成为如今的亚非会议历史博物馆,这里完好着保存着当年万隆会议举办时的史料以及会议过程。亚非会议纪念馆是一幢西式风情的小洋楼,外部建筑并没有太过宏伟,更像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小酒店,就连入口处也是大门紧闭,只有OPEN字样的指示牌。推门而入才能发现内部的玄机。从大厅处登记自己的姓名国籍就可以领到一份地图和简要说明,然后免费参观万隆会议的举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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